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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O是区块链平台型项目启动的一个常用策略。Li和Mann（2018）认为ICO解决了很多有网络效应的平台内在的协调失败问题，并通过汇集关于平台质量的分散信息，能发挥了群体智慧作用。Chod和Lyandres（2018）从理论上研究了创业者在ICO和VC两种融资方式之间的选择。他们认为，创业者通过ICO出售自己项目的未来产出，可以在不稀释自己控制权的情况下将部分创业风险转移给投资者，但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使得创业者可能在融资后对项目投入不足。

加密货币监管的重点在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环节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反洗钱。加密货币洗钱是指应用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和全球性，使得违法所得的来源和性质难以追溯。加密货币洗钱分为三个环节：1．置入（placement），将不法获取的法定货币转换成加密货币。一些加密货币交易所没有采取实名制，会给置入环节带来很大便利。2．分流（layering），使用混币（mixers）、合币（coinjoin）和翻洗（tumblers）等技术以及区块链内地址的匿名性，将加密货币在多个地址之间转移，使其来源难以追溯。3．整合（integration），将“洗干净”的加密货币整合并转到“干净”地址上，再转换成法定货币或商品。以ZCash、Dash和Monero为代表的加密货币使用了零知识证明、环签名等匿名技术，会增加反洗钱难度。此外，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标准不一、信息难共享，也会增加反洗钱的难度。

为了在专利战中抢得胜机，这玩法就多了。比如，科技公司会围绕核心专利修建“专利墙”，这些外围专利数量庞大，鱼龙混杂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：在防御中，即便竞争对手提起专利诉讼，也必须先把外围的“专利墙”拔除后，才能否决自己的核心专利。在进攻中，可以拿含金量有限的外围专利去当敲门砖，即便在诉讼中，外围专利被法院否决，造成的损失也在可控范围内。

财政注资金融机构并非虚假徐忠文中提出， “现有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。之前的历次注资，财政并没有真正掏钱。特别国债实际是在央行的帮助下财政发债银行买、银行自己为自己注资”。对于这一观点，财政系统官员这篇商榷文章，指出，这种说法恐怕让海内外投资者大跌眼镜，甚至产生误解。

同时，西部利得基金是一家小型公募，大股东为西部证券，不过一直发展不顺利，长期排名靠后。浦发银行“身兼两职”西部利得飞马系列资管产品均托管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投资者向记者出示的证据证实，浦发银行还是西部利得A份额的代销方。合同显示，A级具有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特征、年化收益为5.4%，通过银行渠道向符合适当性制度的投资者销售，B级则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。

第三，市场共识。Token参与交易时（不管是不同Token之间交易，还是Token与区块链外资产或权利交易），就涉及市场共识。市场共识体现在市场交易形成的均衡价格中。三类共识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。机器共识是对等式网络的节点运行算法规则的产物，治理共识反映由人（包括网络节点的拥有者或控制着）来制定或修改算法规则的过程。市场共识受机器共识和治理共识的影响。比如，如果分布式账本的安全性没有保障（即机器共识失效），比特币的市场价格将受到毁灭性冲击。再比如，2017年比特币社区对“SegWit2x”的讨论（即引入隔离见证并将单个区块的大小从1M提升到2M），对当时比特币价格走势有明显的影响，就体现了治理共识对算法共识的影响。下文如无特别说明，讨论的均是机器共识。